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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欧盟向世贸组织提交控诉,声称“对外销售公司”构成了非法的出口补贴,而这是明显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悖的。美国对此诉讼感到吃惊,认为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口头“君子协定”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在贸易法庭上攻击对方的税制。此外,美国声明税法向来被视为“内政”,是排除在贸易政策管辖权之外的。欧盟回答说这是虚伪的观点。美国己在世贸组织就其他通常被当作内政的政策向欧盟挑战,如食品安全和环保规定。( )倘若如此,为什么税法就另当别论?听取证词之后,世贸组织仲裁专家组于2000年2月同意欧盟的观点,认为这种税收减免是不合法的,因为它只适用于出口产品,从而在技术上成为一项出口补贴并违背了世贸组织规则。美国必须于2000年10月1日之前修改该法令,否则将可能遭受惩罚性制裁。可能遭受贸易制裁的前景令财政部官员、税务律师、国会议员以及商界说客慌忙改变“对外销售公司”的定位,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众议院方式方法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对外销售公司”的修正案。尽管修正案废弃了很多“对外销售公司”的条款,但它不仅保留了给予出口商的税收减免,而且扩大了减免额度,在原计划的美国财政部250亿美元税收销账成本的基础上增加了15亿美元。政治家们认为,保留税收减免是为了补偿欧盟减免欧洲出口商通常需缴纳的增值税的做法。欧洲方面迅速指出贸易规则允许消费税( )减免,相当于美国的货物税以及州销售税的减免,而不是所得税减免。此外,欧洲国家并没有免除企业缴纳出口收入的所得税。欧盟表示如果“对外销售公司”修正法案得以通过,欧盟将在世贸组织对其提出挑战,并寻求向美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征收40.4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的许可。这种威胁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国会匆忙修改法令。2000年11月中旬,美国国会通过了废除“对外销售公司”的修正案,但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的税制——向波音、微软这样的大出口商提供每年高达6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美国声称,新方案将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欧盟反击说,新法案仍然保留对出口收入的税收减免,几乎等于“对外销售公司”。两天以后,欧盟向世贸组织提交了案情摘要,希望世贸组织允许其向美国出口商品征收
1971年,美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贸易逆差。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对此感到惊慌,策划出一项特殊的针对美国出口商的所得税减免方案。这一称为“对外销售公司”( )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为美国的出口商节约了大笔的税收支出,尽管节税是否对贸易逆差有影响让人怀疑。然而,1999年和2000年,“对外销售公司”成为美国与欧盟贸易争端的焦点, 终提交到世贸组织。“对外销售公司”税收减免方案允许出口商免交出口制成品的企业所得税,即通过通称为对外销售公司的壳公司销售这些产品,这些公司是在百慕大这样的离岸避税港注册的。尽管这听起来相当不可思议,但益处是实实在在的,据估计,1998年约6000个美国公司由于FSC节约了35亿美元的所得税。两大收益者包括波音和通用电气。1998年波音节税1.3亿美元,占其当年总利润的12%,而通用电气节税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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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剧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大量的事实表明,传统贸易保护的结果不仅使消费者受到了损失、生产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限制别国进口的同时也抑制了本国出口。新贸易保护主义付出了与传统贸易保护同样的代价。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和外部环境的恶化。( )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我国已连续10多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 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几百亿美元。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有不同特点。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 终我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2)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我国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来看,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由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制裁开始向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全面施压;在欧盟政府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的同时,当地企业与中国厂商的矛盾出现了激化的趋势,“砸店”“烧货”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危及中国厂商的正常经营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两国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随着宏观层面利益冲突的凸现,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泛滥,并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3)我国企业在出口时,由于新贸易保护的存在,可能受到各种限制,比如在配额、规格、质量等方面,这使得我国出口成本增大,导致企业利润缩水,长期会造成企业不景气,员工下岗,甚至企业倒闭,给我国带来了就业压力,同时生产过剩也造成资源的浪费。可见,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我国外贸的长期、稳定发展,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今后,我国应逐步建立管理贸易政策体系。管理贸易政策兼有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者的特点,突出了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维护、提高本国企业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立足科学发展观,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从重视开拓国际市场转为“内需”和“外需”共同拓展,从追求贸易顺差转为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同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化解各种外部矛盾和冲突,为外经贸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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