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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多特点，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改革开放的“双核”动力源。动力源的一“核”在基层、下层；另一“核”在高层、上层，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
真正揭开全党思想大解放帷幕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激烈争论。
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初，两个人在着手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一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二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
“文化大革命”，一定意义上是“大革文化的命”，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复职后，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使得这个重灾区在拨乱反正中得风气之先。考试制度的恢复，成为“文化大革命”后重建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
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邓小平1977年再次“凤凰涅槃”式复出，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
文化大革命后历经4年时间酝酿、制定、修改，最终由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这个《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国奋力追赶发达国家、急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雄心壮志”，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此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无论从国家资源、财力、技术力量还是建设周期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两个凡是”是“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和长期个人崇拜的产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对“两个凡是”的危害和实质，邓小平后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从经济上看，“文化大革命”推行极左政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阻碍了工农业生产，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的位次上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从政治上看，10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置或极度变形，党和政府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