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下列对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220.【阅读理解】(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本题共2小题,8分)。材料一:延安时期,以美国记者斯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友人深入解放区,写作了《红星照耀中国》等一系列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作品,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在毛泽东看来,对外文化传播由“别人讲”固然是重要的,但最懂得中国文化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应该要由中国人自己来掌握对外文化传播的话语权。一开始,由于新中国的外文出版和国际发行能力有限,《毛泽东选集》英语版采取由中国国际书店与英国共产党领导的劳伦斯出版公司签订出版协议的方式在英国出版发行。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来信提出,他们准备将《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的第一、第二两个自然段删去,理由是这两段主张武装革命,不符合他们的“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纲领。中共中央宣传部拟答复同意波立特意见,但毛泽东认为“这样答复,似不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否定性答复经毛泽东审阅后于8月23日发出。此后,毛泽东又于次年与波立特当面探讨过这一问题。但最终劳伦斯出版公司仍然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中删除了这两段话,中方最终决定不再授权给劳伦斯出版公司。这一事件留下的重要经验和教训是:对外文化传播固然可以由“别人讲”,但一定要有“自己讲”,否则,就有可能丧失话语权。作为博览群书并且擅长诗文创作的政治家,毛泽东深谙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历来主张,宣传文章要“好好地说理”,不能写成“党八股”;要有的放矢,不能“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对外文化传播和宣传更要适合外国人的接受习惯。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相对于语言和形式上的问题,他更加看重文化传播中的平等精神。而面对外国受众,更需要这种平等精神。面对中国对外文化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过度政治化和“自说自话”等问题,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制止和解决。针对当时所谓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说法,毛泽东强调:“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他一再主张,无论人与人、政党与政党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是以一方为中心的,“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否则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在他看来,文化活动中的这种“平等心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成效。毛泽东特别强调,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一穷二白”的底子也使其暂时不可能迅速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因此“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他称赞《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的做法,指示“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大跃进”时期,对外文化工作中一度出现了“浮夸风”。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中指出,“在一切对外往来、对外宣传、对外接触中,都必须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坚决纠正浮夸和轻率的现象”,对外宣传必须有根据有分析,“宁可做得多说得少,决不要做得少说得多。凡是没有把握办到的事和还处于研究和试验阶段的事,一律不要对外宣传”;当然,也要“反对民族自卑感,决不容许对于我们自己正确的东西发生任何动摇”。总之,既要客观介绍新中国和中国文化,反对浮夸作风;又要坚定文化自信,反对民族文化虚无论。(摘编自罗嗣亮《毛泽东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初步探索》)材料二:当前,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最大障碍就是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这一错误言论的出现,使其他一些不了解中国的国家开始产生质疑,这些质疑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种质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要想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现象,消除文化隔阂,就需要我们加快提升国家软实力,着实推动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全球化发展势不可挡,我国应该持续保持对外开放状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文化必会和其他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在此基础上要注重保持国家文化安全,始终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着重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同时提升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的能力。应对文化霸权主义需要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话语权问题关乎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面对这个问题,我国应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遵循国际交往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向世界展示中国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还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向世界各国表达和谐发展的善意,主动担负起负责任大国的职责,阐释合作共赢的想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不断加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通过我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断交流和磨合,向世界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有利于打破国际上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为我国抵御文化霸权主义,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多发展机会。(摘编自许婕、李瑞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挑战及优化对策》)题目1:【单选题】(0.16分)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19.【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小题。①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长久远的农耕文明史。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物证的。物证在哪里?湖南南部的永州有一个地方,叫作玉蟾岩,当地的土话叫“蛤蟆洞”。在这个洞里我们发现了上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种子。这是一个让全世界轰动的发现,也是华夏先民非常远古的村落的物证。这足以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上万年农耕文明史的古国。②“村落”一词,在魏晋以降的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了。村落与村落文化的内涵虽不尽相同,但关联紧密。“文化”是个舶来词,源自拉丁文“cultura”。这个词的原始词意具有耕种、居住、敬神等多重意义。由此可知,村落和文化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而且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村落是基础,文化是内涵。③中国传统村落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特征,不同地域的自然物产资源与气候条件,往往决定着不同地域适宜人居的建筑形制;而不同的民族村落建筑,又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情趣。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不仅存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精神,而且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正是历朝历代无数传统村落中的原住民,通过代以相继的身体力行、忠实践行,使得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不断传承、光大和创新,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铸就了我国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社会品质和国家民族文化精神。④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更需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活证”与“实证”。当然,我们需要崇尚在书斋中静心“读万卷书”,但同样需要崇尚“行万里路”。路行万里的田野考察,能让我们所有的学人学子从知识的“盲区”中走出来。叶舒宪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时说:“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当做一部大书来看和读。”其实,成千上万的中国传统村落,何尝不是一部部鲜活的、并正在续写着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大书”?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这部“大书”,散藏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活态的“第三重证据”。这部大书是可以给予我们全新的知识视野、文化视角和思想启迪的。⑤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和全面深入研究,既是当前我国文化传承、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需求,更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是不能出现断层的。⑥试想,当所有的传统村落连同那些承载着大量文化信息的古老遗物,都消失殆尽;当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步步逼进下,呈现日渐式微的态势之时,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明古国的文化优越性还能在哪里得以体现?⑦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尽可能地保存、抢救、记录传统村落遗物,将村头田边的文化遗存纳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和华夏文明的重要构成,应当成为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重任和学界、学者、学子们共同的学术良知。(摘编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涵与价值》)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0.00 分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218.【阅读理解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在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学史上,散文是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它包括汉以后的赋与骈体文,也包括说理著作中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我国散文与诗歌历史同样悠久。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断的散文,而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尚书•盘庚》是商代国王盘庚迁都于殷的报告辞,古朴艰涩,语言带有感情色彩和形象性,“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等比喻,至今仍然活在我们的语言中。先秦散文尚处在应用阶段。哲学家用以说理,史学家用以记事。前者有《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后者有《春秋》《左传》《国语》《国策》等。这些书,虽属于哲学和史学著作,但都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诸子散文往往寓理于形,借助形象陈义说理,其中含有叙事成分,还有许多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精练简洁,含意深刻。书中不仅有孔子的音容笑貌,就连子路、颜渊、子贡等人的性格,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孟子》属于对话式论辩著作,言辞雄辩,用语警辟,比喻精当,说理透彻,气势充沛,又曲折生姿,富有幽默感。《孟子》议论正大,深入浅出,气盛言宜,对后代散文,特别是唐宋散文影响很大。《庄子》一书,自称多“谬悠之论,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在文章主旨的统领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地展示。庄子总能为他所要说的道理,创造出确切生动的寓言故事,全书仿佛是由寓言故事连缀而成。《庄子》丰富的想象力,及其汪洋态肆、变幻莫测、挥洒自如的风格,对后世文章多有沾溉。魏晋文人、宋代的苏轼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鲁迅评《庄子》说:“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其他诸子散文,《墨子》富于逻辑性,议论透彻;《荀子》朴实深厚,说理透辟,取譬精审;《韩非子》严峻峭刻,深抉隐微,对后代都有相当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史传文以记言、记事为主。《尚书》以记言为主,《春秋》是一部大事记,记述十分简括。相传《左传》是为阐释《春秋》而写的,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使历史事件故事化,引人入胜。如《晋公子重耳出亡》能够见出人物个性的情节更多,并且写出了重耳性格发展变化的历程。《左传》出色地记述了当时的许多外交辞令,描写了复杂的战争场面。《国语》记言多于记事,文学性不如《左传》,但也有很多精彩的部分。《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塑造了一系列“士”的形象,莫不情态毕现。其中有不少出于虚构想象的文学性描写。《战国策》铺张扬厉、议论纵横、文辞瑰丽,是战国纵横捭阖的时代特征的体现,后代的赋和一些议论文多受其影响。先秦散文开创了我国散文的最基本形式,即议论文和叙事文。后世散文尽管有许多发展变化,但与以上两种形式都有密切联系。虽然当时主要取散文的实用性,但其文学性的光芒已不可掩抑,在叙事、写人、寓理于形和语言艺术方面都是后世良好的先导。( )

217.【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216.【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215.【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本题共3小题,12分)。材料一: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做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天、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常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在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摘编自《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材料二: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这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摘编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214.【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用什么支撑我们的精神大厦贾梦雨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亚健康”,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方面失去正确标准,缺乏价值支点,种种消极甚至扭曲的思想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实,“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缺乏激情,精神萎靡,庸碌无为;二是对生活缺乏热情,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仅仅在于活着;三是对他人缺乏感情,淡漠、疏离,甚至于防范、欺骗;四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社会的冷暖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总体来说,陷落于物质的汪洋之中,沉沦于享乐的迷茫之中,浮躁而无信仰、无敬畏、无追求。正如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贺仲明所说:“精神亚健康的重要表现,就是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理想和信仰丧失;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关怀和诚信。”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亚健康”的弥漫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球村”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它也无时无刻不在拉远人们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疏离。全社会消费思潮迅速膨胀,在这种后现代的炫目泡沫下,大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的狂欢陶醉。被牵着鼻子走,人变成了“经济人”、“时尚人”,永远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着你,让你无法脱身,并且身不由己。此外,我们过分重视外在的所谓“成功”,整天追求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汽车、锦衣玉食、无休止的享乐,而且,我们渐渐迷失在这些“身外之物”中不可自拔。物质日益强大而膨胀,而精神的萎缩状态正在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我们被裹挟其中,身心交瘁。理想、激情,一个人的精、气、神,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支点。而现在,从心灵层面来说,价值的支撑点,人生的追求目标,对幸福的感受等渐渐处于错乱状态。从生存状态来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爱情、家庭、事业等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充斥着扭曲。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开始侵蚀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因而,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解决好自己的归宿感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人加强免疫力,实现内心的真正强大,面对诱惑超然,面对挫折泰然,并在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中增强责任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真正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更好地创造文化的和谐,从多方面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选自《新华日报》)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不属于“精神亚健康”症状的一项是

213.【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列文字,回答下列问题。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秦朝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朝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元明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庶民同罪。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们被拉到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杀死,并将他们的皮整张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把这些假人摆在衙门的公座旁边,以这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与继任官员进行职务移交。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官受贿数额做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并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腐败”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反腐败斗争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立足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完善廉政制度,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摘自《中华励志网》)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段的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212.【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近日,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老年人可以通过网站向有意向的岗位投递简历,招聘企业也可以通过人才库招聘需要的人才,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借此实现“双向奔赴”。据网站相关运营方消息,目前该网站已有超过5000名中老年求职者、超过100家招聘企业注册。可以明确,当前,促进“银发族”再就业问题正式提上公共政策议程。如此“议程设置”,背后是“慢变量”与“快变量”的交织影响。所谓“慢变量”,主要指向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持续改善与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已提高至78.2岁,相比1978年提升了10岁有余。社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也意味着老年人口具备更高的社会参与意愿与能力。而至于“快变量”,则与我国加速的人口老龄化有关。日前,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203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4.2亿左右,占比将超过30%。这意味着,未来10年,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加速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接连跨越临界点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觑。老龄人口的增多,将进一步加重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劳动年龄人口的大批退出,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进而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影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这一不可逆转的人口趋势变化视作“快变量”。照此逻辑,“银发族”再就业,虽然不能改变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老龄化曲线,但却实现了“社会时钟”概念上的“延缓衰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迟滞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如社会养老增负及用工难题等。不仅如此,“银发族”,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的部分群体,积累有一定的人力、文化资本等,他们重返劳动力市场、参与社会建设,对经济发展乃至文明涵育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老年人的就业权利和需求一度不被重视,大量仍具有劳动能力的退休人员被排除出劳动市场,当他们重返职场时,也多遭遇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此次中国老年人才网的上线,或将提醒人们,该从权利的视角重新看待老年人口再就业问题,走出相关的观念误区,进而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在人口老龄化已成全球大趋势的当下,重视并开发老年人的经济社会价值已成为普遍共识,促进“银发族”再就业、开发利用该群体人力资源成为通选之一。不论其再就业的目的是发挥和延长个人社会价值,还是仅出于储备养老财富的经济考虑,老年人口的就业权利都需要被正视和保障。这不仅需要有关部门主动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就业信息和机会更便捷抵达想要“老有所为”的人群;同时也应填补针对这一人群的技能培训空白,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使他们持续积累人力资本成为可能。对于备受关注的老年人口就业权益保障,如劳动风险、社会保障等,也亟须给予关注。传统劳动用工背景下的相关法律法规如何因时制宜,如何为老年再就业群体提供完备的社会支持,这些问题已经确确实实摆在了我们面前。深度老龄化是大势所趋,恐慌大可不必,前瞻应对必不可少。探索实现积极老龄化社会的路径,丰富“老有所为”的内涵,不妨就从应对就业问题着手。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