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单选题 】( )诗歌阅读阅读下面的古诗,完成下面小题。马毙王安石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次荆公韵四绝( )[注]苏轼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注]本诗写于宋神宗元丰七年( ),当时苏轼自黄州至汝州转任团练副使,路过金陵时曾与赋闲居家的王安石相见。

232.【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中国经典”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231.【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社交化让阅读不再孤独①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受疫情影响,许多读书活动转移到线上开展。比如,粤鄂澳联合举办“共读半小时”活动,万余人云上共读佳作、品味书香的同时,也传递了对抗疫战士的祝福和关爱;中国原创音乐基地5sing平台发起的寻找青年领读者活动,则号召各路网友以献声朗诵的方式读书、荐书。②无论是共读还是领读,背后正是日益彰显着的社交化阅读大趋势。有学者概括指出,所谓社交化阅读,是一种以内容为核心、以社交关系为纽带,注重分享、交流和互动的移动读新模式。有人说,阅读是一件私人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阅读行为一直就存在社交属性,因为阅读行为本身是作者与读者的一种交流,作者向读者传递知识思想,读者向作者反馈阅读感受。传统线下读书会的产生,正好满足双方需求。这种形式虽有互动,但大多仍是作者本人或专业学者带领读者品读书籍。③互联网时代,新兴科技带来全新传播模式,加之书香社会的倡导建设、优质出版物海量供给、阅读基础设施越发完善、社会平均教育水平不断上升,大环境升级放大了社交化阅读原有特点,并持续释放阅读者需求,促进社交化阅读产生全新变化。在线上读书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领读者,读者群体间交流也更加频繁,激活了书本之外的文化产品,形成思想上的“二次创作”。也许原作者只是在书中提到了某一个观点,但不同的读者讨论后,或由此形成热议的社会话题,让知识更具有延展性和流动性。社交互动带来的参与感,也得以让人体会读书的另一种乐趣。④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化阅读,进一步“模糊”了作者与读者的界限,使读者兼具信息接受者、知识传播者乃至文化创造者的身份。尤其是青年群体,他们更热衷表达、愿意分享并擅长利用新兴媒介。对于90后、00后来说,他们不再那么渴求所谓的“青年必读经典书目”,在大数据和算法的帮助下,他们大可自己私人订制一份个性化书单,读书后通过撰写书评、制作“拆书”视频来分享个人心得,并以此为媒介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⑤真正有质量的社交化阅读,不能只是表面热闹,不能只是单纯评论式、点赞式的互动。如何鼓励独到的个人见解进而引发联动思考,如何让每一种声音都得到倾听,有赖于互联网平台与渠道进一步完善,为社交化阅读注入更多想象力。此前,碎片化传播是否会导致浅阅读取代深度阅读的问题,引发不小的社会讨论。如今的社交化阅读,在聚拢多种声音的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聚拢知识碎片的新途径。(选自2020年4月30日《光明日报》作者:刘竹可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30.【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选项中,不属于中国新诗在题材内容方面的变化的一项是

229.【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唐人古体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汉魏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诗选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题目1:【单选题】 (0.16分)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228.【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什么在中国有,外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称作“中国文化”。这里做一个界定,下面所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特性。第一是汉字思维。除极少数外,全世界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保留着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古人以图像直接描绘事物,即汉字象形,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文”“初文”。这些字不够,就加上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会意还不够,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汉字主要是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会重感觉重联想。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影响很大,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第二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贾宝玉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说sister,中国人说,表姐、表妹。这里有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讲究的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一个是“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比如说,叔叔、伯伯,那是父党,同姓;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一个是“上下有序”,必须讲上下,分清伯仲季叔。西方不论是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有“国家”和“家国”,在中国,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第三是中国文化里“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三教融洽,历史上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第四是中国的阴阳五行。这里不说阴阳,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一个是五行串联,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微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成等等。阴阳五行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第五是天下观念。古代中国人认为宇宙是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夜观天象,视觉里天在转,地不转,因此“天道左旋”,当你面朝北的时候,天是朝左转的,你会感觉有一个地方始终不动,这就是北极,就是极点。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到了夏至那天,“日下无影”。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有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就有了一套“天下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朝贡体系”。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秦汉隋唐,汉族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摘编自《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有删改)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对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27.【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章,回答下列各题。诗歌、神话传说和天文学(节选)在古代的传说中,阙伯和实沈的故事是具有天文背景的一个。高辛氏是传说时代的古帝王,叫帝喾,据《左传•昭公元年》,帝喾有两个儿子叫阏伯与实沈,兄弟俩互不兼容而不断寻衅厮杀。于是帝喾派阏伯往商丘去主管大火,因此大火也叫做商星;派实沈去大夏主观参星。参和商在天空中恰好遥遥相对,一个升起,另一个就会落在地平线以下,他俩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了。他们死后,成为参商二神,还是永远不能相见。实际上夏族对参的认识有更深刻的原因,每当参于黄昏后落向地平线快看不见的时候,恰是大地回春之际。参去寒冬尽,农家备耕忙。它成为夏族观象授时的重要依据。参与大火都是古代妇孺皆知的星相。公元前2400年左右,大火在春天傍黑时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其光荧荧,好似东方远处的一团火焰。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单是因为它亮,也不光因为它酷似原始社会中极为重要的火种,主要的原因,就是每当它于黄昏后出现于东方时,它就像是特意来点燃人们盼望播种的希望之火。可以说,在我国传说的三代,它是天空中一朵红色的报春花。北斗七星的斗柄连线,大约指向大火,故大火黄昏初见之际,北斗就指向东方。对大火和北斗的观测延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后来,由于测量了子午线,并观测星是否到了子午圈,预报季节的准确度得到了提高,天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直到公元前11世纪,大火仍然是人们报时的一个依据,但内容又改变了。《诗经,幽风。七月》中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黄昏,大火越过子午线流向西天下沉的时候,妇女们就该赶制棉衣,为亲人们准备冬装了。西周时期,人们关于天象的知识更多了。《诗经。风。定之方中》说:“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诗中,“定”指像锄头的四颗星,他们是室宿二星和壁宿二星,四星组成一个长方形。每当农事基本结束的时候,黄昏后在子午圈附近就能看到定星。定星中天,正是营房屋的大好时光。题目1:【单选题】 (0.25分)“在古代的传说中,阏伯和实沈的故事是具有天文背景的一个”,这里所说的“具有天文背景”的含义是

226.【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今天,如何穿出中国范儿周飞亚《史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却遇到巨大阻力,王公大臣纷纷进言,认为“衣服习俗,古之礼法”,抛弃自身传统而改夷狄装束,乃是一种罪过。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革衣服之制”,禁胡服,改汉服,以达到去除鲜卑的民族身份、融入汉族的目的。自古以来,服饰一直是体现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是礼仪之邦,最重服饰,“衣食住行”,以“衣”为首。历经几千年流变,发展出的服饰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从汉服、唐装到旗袍、中山装,经典的中华服饰也曾成为世界眼中靓丽的风景。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却似趋式微。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当我们被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脑子里首先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西服,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式礼服。这对于有着几千年传承的服饰文化,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民族服饰,于个人,是身份的标签和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于国家,是形象的展示与礼仪的体现。在现代政治中,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会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放眼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东欧、北欧诸国,阿拉伯国家更为重视。相比之下,我们的重视似乎还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规定外交人员的正装为中山装。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装似乎显得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观,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外交官们也开始穿起了西服。但是,西服在很多国家眼中并不算正装,在最隆重的外交场合,穿西服会被视为过于随便、不尊重外交礼仪的行为。所幸的是,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中式礼服文化研究热”正在国内悄然兴起。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就是热潮中的一股涓流。这次由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会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为目标,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在重大集会、节日庆典与外交场合能穿“国服”,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国服”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便于普及。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么简单,更应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衣着的文化理念。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魏晋风流,士人爱穿宽袍敞襟,以显自由不羁;大唐盛世,开放自信,服饰因之雍容华贵;在国家崛起之今日,如何穿出中国范儿,看来真不是一件小事。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225.【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文化消费就是消费者对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产品的消耗,消费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对消费者而言,文化消费的效用是获得精神享受。文化消费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消费者要实现文化消费,必须支付货币,这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另一类是由政府提供的公益性的文化消费。而文化活动是泛指与文化有关的一切人类活动,文化消费属于其中。文化活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出于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等的需要。文化活动不仅会产生经济福利,也会产生政治福利、社会福利等,给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福祉。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自然引出了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两个概念。消费者作为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会继承和拥有这个群体的文化,即该群体一系列的态度、习俗、信念、价值观、规范以及技能等。至于每个消费者对所属群体的文化拥有状况如何,因人而异,受很多因素影响。至此,可以把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定义为消费者拥有的文化存量,这种文化存量会使消费者产生文化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其中消费能力指的是解释、理解和欣赏文化产品的能力。显然,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分别与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相对应。消费者的文化资本或者文化存量,体现为两部分:与文化产品有关的文化和文化消费品位。消费者具备相应的文化,对相应的文化产品自然产生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消费者经过多次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而形成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则是文化消费品位。这种消费品位使消费者能够识别欣赏文化产品中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对该文化产品的消费偏好。就消费者而言,由于文化消费品位是在消费过程中形成,那么文化消费品位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消费者的文化是文化消费品位形成的基础。但是消费者有了某种文化并不一定会形成相应的文化消费品位。因为尽管文化是形成文化消费品位的基础,但文化消费品位的形成还要受到诸如文化产品特性、价格,以及消费者收入、性别、年龄、种族、个人特质等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文化消费品位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选自资树荣《消费者的文化资本研究》,有删改)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面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原文不相符的一项是

224.【阅读理解 】(0.5分)阅读下列文段,回答答题。茶马古道今天人们所说的“茶马古道”,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而“茶马互市”是我国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贸易形式,唐代文献中就已经有所记载。到宋代,内地茶叶生产飞跃发展,其中一部分茶叶“用于博马,实行官营”,在四川的名山等地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茶马司”。宋朝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呢?当时契丹、西夏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崛起对两宋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迫使朝廷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茶马互市”除了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茶利收入补充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既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又维护了宋朝西南边境的安全。那么,藏族为什么也很重视“茶马互市”呢?因为藏族非常喜欢饮茶。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外出旅行,必带的也是茶;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用煮过的茶叶喂牲畜,马吃了长膘快,牛吃了增加奶量。尤其藏族平时食用肉、乳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对于长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藏族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外界供给很多东西,但茶叶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唐宋以后,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元代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管理,在“茶马古道”沿线推行“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把以“茶马互市”为主的交通线路定为正式驿路,并设置驿站。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治藏安藏之道。到了清代,“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等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马匹的需求虽然减少,却对藏区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的需求大幅增加。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骡铃声声,马蹄阵阵,“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更加繁荣。“茶马古道”作为连接内地与康藏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虽然最终消失,但它对促进康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汉藏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题目1:【单选题】 (0.16分)下列关于“茶马古道”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一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思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煸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男敢,不畏强权,不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教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题目1:【单选题】 (0.1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