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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给定资料】1.“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2.针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的调查结果，网友纷纷在微博上发表评论。微言大义@剑逸:何止七成!@黄涟漪:不识庐山真面目，谁敢相信哦?可能是骗子太多的缘故，有些亲人的话都信不过，陌生人就别提了，生怕上当受骗!@孟波:出门在外，把陌生人都当骗子看待，不会主动与陌生人搭讪，更不会理主动搭讪的陌生人。你可以骂我冷漠甚至冷血，身为草根小人物出门讨生活我只会这样对待陌生人。@亚宾:一老人摔倒，不敢去扶，那是为什么，老人被救反冤枉好人是为什么?其实就是钱，看个病能把一个家拖垮，见义勇为的成本太高，不关我事思想，把人变成自私、拜金、不择手段……怎么去相信人?@刘永明:这种数据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对他人表示警惕和不信任是两回事。中国全民天性都是对陌生人比较警惕。随着国民智识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的条件也在萎缩。诚信事件总量其实是在减少，只不过大家觉得多了，是因为现代传媒和资讯的发展给了大家一个相对感。@CHINA:人与人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主要取决于国家价值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对外来文明影响因素的取舍。在中国，一旦提及要去相信一个人，首要反应一般是“凭什么”和“我们什么关系”，如今更是以物质多寡、声名是否显赫或金钱是否累累来作为开启人们交往和沟通的前提。@玉:陌生人不是不可信，只是一个对待别人的态度而已，你诚心待人别人也会真诚待你，相信还是好人多的。现在的世界应该多宣扬正能量，感化堕落的心!@卢锡超:任重而道远，独善其身吧。@张志刚:互不信任不过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阶段性产物，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法制权威最终确立，问题会迎刃而解。3.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陌生人，不愿意相信陌生人，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性本恶”的教育。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一定要远离陌生人，最近赵忠祥与郑渊洁的“口水战”即是最好的例子。今年2月14日，郑渊洁带81岁老母亲看冰灯，发微博讲述一女孩搀扶母亲，却被女孩家长告诉小心被讹。郑渊洁在2月14日发出的微博原文是——“昨晚带81岁老妈看冰灯。给老妈拍完照片我检验是否虚了时，老妈要下一个台阶，她对身边一位12岁左右女孩说，闺女，能搭把手我扶着你下这个台阶吗?女孩儿伸出胳膊支持我妈下那个台阶。我和老妈说完谢谢，身后传来女孩儿妈妈教育女儿:‘傻孩子，她要是摔了，咱家就惨了。以后还扶吗?不扶了?真听话。’”该微博截至15日中午已有1万多条转发和5千多条评论。不少网友在这条微博下面评论，有认为女孩母亲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从此女孩的爱心被抹杀，又一个冷漠自私的人诞生了”;但也有网友表示，“在老人家属在场情况下，老人家需要陌生的未成年人的帮助，纯属家属监管不力，不负责任;在得到未成年热情帮助下还被家属兼成年童话作家拿到网上说事，纯属没事找事。”原央视主持人赵忠祥15日上午转发并评论了郑渊洁这条热门微博，不过他并没有批评女孩家长“内心阴暗”，而是直指郑渊洁没有尽到人子之责:“我的天，是你照片重要还是老人安全重要，这样博文也好意思发表!ℽ4.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冷漠，我们似乎已经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但是我们与真正的“陌生人社会”相距甚远。“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两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陌生人社会”，是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提出的概念，他这样表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国内社会学家也认为，“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现象，随着城市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逐渐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因此，“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已是无法阻止的潮流趋势。在“陌生人社会”，必要的风险意识是生存所必需，就像游泳之前要做准备活动一样。但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绝不能变成冷漠的社会。而风险意识，也不应异化成过度警惕。“过度设防”的严重后果，就是侵蚀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人际和谐，加剧人情冷漠，以致出现“老人跌倒街头无人敢扶”的社会怪相。在“陌生人社会”，如何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是一道新的社会课题，绝非一朝一夕可至。惟有通过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以及重建社区人际关系等努力，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坚冰。5.诚信，是相互的，不仅有你对陌生人的信任，还有陌生人对你的相信。近日，A市一媒体记者走上街头进行诚信调查。记者把诚信交给陌生人，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份信任。在街头，记者向30名市民寻求帮助。“不好意思，我要去趟厕所，你能帮我看下包吗?”面对记者这样的求助，30名市民中仅有8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记者，超过七成的市民不相信记者的“诚信”。在他们眼中，记者的“诚信”似乎成为了一个“麻烦”。还有很多市民虽没有帮助记者看包，但是都建议记者寻找行李寄存处。“万一你包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很可能给我带来麻烦，但是我还是挺想帮助你的。”一名青年说。针对此次调查结果，记者请教了某大学教授王春勇。她认为，记者送出“诚信”但没有得到对方的相信和帮助，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社会原因讲，社会上有很多负面现象，
8、【给定资料】资料1二战后初期，西欧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但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为了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西欧国家吸取战前经验教训，从20世纪50年代起，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中的大多数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并保证了一个占有社会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目前，西欧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但总的来说，社会比较稳定，民众生活普遍较为富裕，享有较高的社会保障。浙江省社科院发布的《关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评估的说明》显示，2010年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距100%实现全面小康仅仅差5.8个百分点，“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体验却并不那么愉悦，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在增加，对于未来的增收和改善生活信心不大。”调查显示，有八成人明显感觉到生活压力在不断增大。人民网推出“2011‘两会’调查，你最关心的‘十大热点问题”’，截至2月22日，社会保障高居榜首，最受网民关注。2010年人民网“两会”调查中，养老保险排在“十大热点话题”首位;2009年“两会”调查，社会保险位居第八。“下岗老工人的生活太难，体弱多病的更难，生活都保障不了，更谈不上有病就医。”有网友这样留言。在山东烟台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的老韩领到了春节后的第一份工资。老韩今年56岁，是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小山村的农民。老韩打工，为的是给自己和老伴准备养老钱。他说要在外面干上四五年，希望积攒2万元。在现实压力下，很多上了年纪的农村居民，就和老韩一样，节衣缩食，把来之不易的收入积攒起来，以应对不时之需。40岁的张先生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他是公司骨干，收入不菲，可由于工作时常变动，生活压力很大，总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于是，他每月把20%的工资存起来，作为自己的“养老基金”，“过几年，不能在职场打拼了，就靠这部分‘老底儿’生活”。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2004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在40%以上，过高的投资比例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约束。由于国内居民消费能力比较弱，导致生产扩大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大量产品只能出口，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外贸依存度过高，既增加了经济风险，又导致贸易条件恶化。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在我国，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仅为37.3%，比2000年下降25个百分点，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还要低11.5个百分点。而正常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在60%至70%之间。专家指出，当前内需不足，主要还是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还很多，不愿花钱，不敢花钱，不能放心花钱。“只有将来生活有保障，老百姓才敢放心地花今天的钱。”资料2欧洲发达国家以及包括韩国在内等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开始由“积累型”走向了“分享型”。据西方统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总量已经相当可观。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全年累计突破8万亿，比1997年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7.9万亿还多，同比增长达到21.3%。从2000年到2010年，政府财政收入从1.3万亿元增长到8.3万亿元，增长了近5.2倍。2010年投向民生的财政增长超过了30%，其中投向社会保障的投入增长19.4%。据统计，2010年浙江省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2005年的2.3倍、2.4倍。其中，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94.5%，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3.3%。日益殷实的财力保障，成为浙江向“民生财政”转变、向“有福利增长”转变的最大底气。每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各地上项目、比增长的热情，往往格外高。而今年，不少省区市的“两会”上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GDP增速等预期目标调低了，经济指标淡化了，对于“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北京、上海将目标锁定在8%，比“十一五”规划目标低了2个百分点。广东、浙江也设定在8%左右，内蒙古则确定为12%，远低于“十一五”时期年均17.6%的增速。成为亮点的是，让人民“满意”“幸福”成了各地规划中的高频词。面对各地不约而同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的“换挡”，人大代表刘子福说:“今后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效、财政状况，包括可考核干部，主要应看能不能拿出钱来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这实质是个对老百姓的态度问题。”在一次全省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功在当代、恩泽子孙、惠及千秋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件‘苦差事’，没有半点风光，短期内也看不出多少政绩，但是把这件事真正抓好了，千百万老百姓就能更好地吃上安心饭，睡上安稳觉，这就是最大的政绩!ℽ2010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社会保险法草案获得了表决通过。作为我国社会保险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它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一次重大的制度突破，是一部能够“提高人民幸福生活指数”的民生大法。有媒体评论，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是继全民义务教育免费，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后，我国民生领域的第三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问题】某市将召开一次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形势分析会。会上，某领导要就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必要性作主题发言。请结合“给定资料1~2”，为领导拟一份发言要点。要求:全面、简洁、条理清晰，有一定高度，字数不超过500字。输入答案内容...
7、【给定资料】1.位于河南省东部的郸城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县，2010年该县耗资近千万元在县城中修建了一条观光窄轨铁路。然而，这条被列为郸城县2010年重点工程之一的公益项目，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当地群众戏称:“这是一条‘沉睡’不醒的观光铁路”。据悉，有40多年运行历史的许昌至郸城小火车窄轨铁路于2009年停运，由于该铁路为县域经济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无数郸城人呼吁将小火车改为旅游线路，郸城县才有了这一“形象工程”。由于沿途无真正意义上的景观可看，且该铁路2010年12月试运行第一天就翻车，所以这条铁路并没发挥任何作用，也没给地方政府创造半分钱的经济效益。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虽然各地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但良莠不齐，其中不乏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些地方官员存在“喷漆”式的政绩观，急功近利，沽名钓誉，频频出现政绩冲动，大搞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春节是老百姓阖家团聚的温馨节日。近日，昆明市却接连发生与这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相悖的事故。2012年1月，多个县(市、区)部分区域连续发生停电现象，电力客服热线难以拨通、抢修行为迟缓不力、主要领导缺岗缺位，在大过年的喜庆日子里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此次停电事故，折射出相关部门和领导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个别沾染上官僚主义作风的领导干部，遇事不以人民需要为出发点，喜欢摆官架子、花架子，凡事“捂、拖、推”，说一些空话、套话、废话，甚至是假话。官僚主义严重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违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3.近日有网帖称:“陕西贫困县汉阴县国土局为36人建设一座面积4000平方米的办公楼。”经调查，汉阴县国土局在新办公楼建设上确实存在面积严重超标等问题。对于一个贫困县里的科级单位，建设如此超豪华办公楼，动用了上千万元巨款。我们不禁要问，这座豪华办公楼的建立，在立项、报建审批、工程招投标等一系列程序上是如何被批准通过的，谁将为此担责?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1月公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县(市、旗)级副职:每人使用面积12平方米;直属机关科级:每人使用面积9平方米;科级以下:每人使用面积6平方米。汉阴县国土局平均每人耗资近28万，对照发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它的办公用房面积不但远超县级领导，也大大超过了省部级领导。4.据媒体报道，在2012年5月8日举行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共有十三名消费者代表与会，其中十二位代表身份涉嫌造假，有的用退休干部充当下岗职工，有的用酒店董事长扮演退休职工，甚至连律师代表的真实身份也无法查证。最搞笑的是，会上唯一反对涨价的代表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为此，他向主持人扔了一瓶矿泉水以示抗议。政府弄虚作假，为的是粗暴剥夺人民的话语权。如果连听证代表的身份都敢造假，听证会哪里还有公信力可言?听证还有什么意义?当局既然可以肆无忌惮地造假，老百姓也不能不怀疑:申请涨价企业提供的数据是不是假的?物价部门的成本监审报告是不是假的?今后谁会对听证会抱有希望?5.2013年2月26日，浙江省纪委向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特邀监察员通报了2012年浙江省反腐倡廉工作情况。2012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9087件，处分党员干部9090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34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09亿元。同时，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加强预警处置、动态管理，深入开展专项防控工作。6.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理念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效率成为政绩考核的主要价值导向，GDP成为考核政府工作的主要指标。一方面，片面的追求导致了无法弥补的后果，政府在得到巨大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得不为环境的日益恶化买单;另一方面，政府不顾地方的实际情况，片面地追求效益，城市得到了发展，却忽视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经济总量得到了发展，却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忽视了社会的公平、公正。评价方式的单一，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和人的公平的矛盾，使得绩效评价陷入被动。英国一直将政府绩效评估作为公共行政改革与创新的助推器。20世纪80年代后期，撒切尔夫人推行的“下一步行动方案”运动扭转了80年代以来的“效率战略”改革方向。1988年撒切尔政府明确提出在部门内部设立“执行机构”，赋予执行机构在机构编制、人员录用、工资待遇、组织结构、财务管理等方面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同时，为了弥补执行机构责任机制上的漏洞，政府还提出对执行机构的绩效状况进行定期评审并将结果公布于众。之后梅杰政府推行了“公民宪章”、“竞争求质量”运动，这些改革措施又进一步强化了质量和为公众服务的改革思想。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对科学管理工具的运用，以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政府绩效。其政府绩效评估是以立法的形式确定的，评估由联邦政府各部门到所有州政府再到县一级政府，逐步深入发展。在美国，对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评估的主要是立法部门、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机构。其中，民间机构也是对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评估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坎贝尔研究所、高校等。国会将依据政府各部门的绩效表现决定对该部门的财政拨款，而政府的上级部门则根据绩效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对该部门放松规制、下放权力等。民间机构进行评估后的结果大多是向社会及公众公布，让公众对公共部门的工作绩效有更清楚的了解。日本现在实行的政府绩效评估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7年中央政府引入“再评价制度”对六省厅的公共事业实施评价。其后，各省厅在自行对公共事业评价基础上，确立了各自的再评价基本方针与重要内容，并相继发布法律法规推进评估的组织化、规范化。由于日本政府对绩效的考核侧重于事后评估，为减少损失，日本于2002年实施的《政府政策评估法》，建立了包括福祉、安全、环境能源、劳动消费生活等11个领域99个指标的东京市政府政策评价体系，强化了事前评估制度。【问题】请用一个关键词概括“给定资料1~6”的主旨，并简要归纳是怎样介绍这一主旨的。要求:全面、准确、简洁，层次清楚，不超过450字输入答案内容...
6、【给定资料】时间:2007年1月地点:浙江电视台演播室栏目阳光会客厅主持人:浙江文化频道小文嘉宾:浙江省文化研究中心王主任浙江省文化厅文化发展处张处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李教授小文: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新年的第一期阳光会客厅节目。现在各地“风起云涌”的“文化热”，引起了人们特别关注。这期节目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一起来聊聊文化的话题。近些年以来，我省的影视音像制品、图书出版、文艺演出、境内外休闲旅游等市场都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像杭州宋城集团6000万元精心打造的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每年演出800场，观众达100万人次，2006年前5个月观众人数增长了30%。这台歌舞精品已经成为杭州文化休闲旅游的一张“金名片”了。李教授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李教授: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之后，消费倾向必然转向对精神消费的追求。在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低下时期，人们的消费需求往往局限于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而精神文化需求通常被压抑在一个非常次要的位置上。2005年浙江的人均GDP为3400美元，成为全国首个突破“3000美元门槛”的省份，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过温饱走向小康，社会对文化的需求就强烈凸显出来，宋城的歌舞精品正是适应了这种“需求层次”的攀升。张处长:我手头上有一份详细的数据。2005年，浙江省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比重，已分别从2000年的13.1%和8.5%提高到15.1%和13%。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反映我省城乡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衣着和基本生活用品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下降了13.4和11.8个百分点，体现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文化、娱乐、教育、旅游消费等比重分别提高了7.1和6.7个百分点。小文:据我所知，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文化消费包括旅游，占到家庭消费的30%左右。据专家初步测算，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文化的潜在消费能力或需求已增长到7000亿元以上。看来，当前国内的文化消费潜力已经不容忽视了。王主任:我省城乡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已经在40%以下，也就是接近了富裕的标准。大家有钱了，更需要消费不同品味、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它既可能是对人们无须支付价格就可满足的公益性文化产品的需求，例如街头表演、文化展览等，也可能是对人们必须支付一定价格才能满足的商品性娱乐文化产品的需求，如卡拉OK、商业演出等;既可能是对武打、言情、民间曲艺等通俗文艺的需求，也可能是对文学巨著、交响音乐、芭蕾艺术等高雅文艺的需求;既可能是对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或享受的需求，也可能是对精神世界追索的需求。李教授:发达国家有一句名言:“增长不等于发展，富裕不等于幸福”，它很形象地说明了人们需要的变化。物质是满足人们生活的必需，文化则能提供生活的意义，使人们心灵受到抚慰、导向和激励，以此提升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王主任: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不仅包含了这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生产力水平等定量化的硬性指标，还包含了这个地区的公众素质以及作为一种整合力量的价值体系，也就是人文精神。文化的发展能大大改善人们的人文精神面貌。我们只有坚持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发展观念和生存理念，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同时，文化对人的作用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潜移默化的。这就是文化对人的作用。小文:但是，文化对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会不会也是一把双刃剑呢?我这份材料里面的数据让我感到比较震惊，北京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随机调查的100名在押少年犯中，犯抢劫罪的占71%，经常看暴力内容的音像制品并受其影响的占75%。此外，这些未成年犯中，经常进入电子游戏厅的占61%，经常进入网吧的占30%，经常看色情内容书刊、音像制品的占61%。目前网络游戏的内容很多是带色情、搏杀、武斗等情节的，使一些痴迷于游戏和网络的青少年受影响，火爆刺激的内容容易使他们模糊道德认知，甚至纷纷效仿寻求刺激，走上堕落和犯罪的道路。王主任，你怎么看?王主任:这些只能说是劣文化。先进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按照人应有的道德思想和伦常秩序去教化人——使人“人化”——像个“人”。我们一些地方在文化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仅注重市场收入，搞粗放型发展，满足于生产一些短、平、快的东西，甚至是低级、庸俗的东西，缺乏高品质的既能卖座又让人叫好的文化商品。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和团体变得“没文化”了，我们的社会由于快速的拉动，如扳断后的藕一样，出现了“文化中空”。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现象，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一些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表明我们文化精神的缺失，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李教授:是这样的。拿一些农村来说，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表现出强烈的需求，但庸俗的社会文化也随之开始泛滥。在部分省份的落后乡镇，近年来一些草台班子和不正规的演出团体游走乡间，“脱衣秀”、色情录像等活动在农村开始抬头。在一些地方，农民因无处消遣，闲暇时就聚在一起赌博，不仅成人赌，不少孩子也赌，有的村镇甚至赌博成风，这一状况的蔓延，大大损害了农村纯朴的乡风。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是让农民们明白，要想获得幸福需要鼓起来的不只是钱包，更需要有道德、有品位的思想文化生活。小文:张处长，对这个情况应该比较了解。张处长: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使在我们浙江，这个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3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的省份，农村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也是不成正比的。约占总人口60%~70%的农民只能享有20%~30%的文化资源，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程度很不平衡。基层文化资源总量匮乏，基层文化阵地流失现象严重，群众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农民看书难、看电影难、看戏难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缺少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小文:农村的情况可能会突出一些，那么从全省范围来看，情况又是如何呢?张处长:应当说，日渐凸显的公众人文素质差距也正成为我们这个GDP上万亿元省份的特殊发展瓶颈。有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浙江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水平指数为7.5，即每千人中仅有75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水平达标，尽管我省经济总量多年稳居全国第四位，然而从文化方面的指标衡量还存在一定差距。全国平均每45.9万人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在浙江平均每56.2万人才拥有一个，还不到全国的平均数，只相当于国际平均水平的二十八分之一。人均藏书拥有量0.44册，远低于“每个居民两册”的国际标准。全省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数位居全国第十位，其中文化馆数量位于全国倒数第十三位。浙江是率先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虽然带动了参观人数的小幅上升，但全省年人均参观次数也仅为0.4次，远低于西方国家年人均参观博物馆两次的比例。小文:这些数字让人有点意外。可是，主流的文化传播为何会出现断裂呢?李教授:主要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对文化发展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仍然不十分清楚，还没有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在很多方面仍然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将文化产品看成是单纯的精神产品，否认它的商品性，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统包统揽。如此你中有我、纠缠不清，使管理和发展都进入混淆模糊的状态，导致了该“管”
5、【给定资料】1.“被××”，是一种特殊社会状态下生成的特殊短语。在21世纪的中国，一系列具有同样构成方法的新词在互联网上广为流行。中国网民在“就业”“增长”“自杀”“杀人”“上楼”“自愿”“捐款”“开心”“委员”“全勤”“小康”“高速”“离婚”等以往不受“被”修饰的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名词或短语前加上“被”字，表达出没有话语权的弱势一方的无奈。由于网民的“创造”而使“被字句”在很多场合与其他词语超常搭配，从而彰显出风趣与幽默。例如，号称“世界上里程最长、速度最快、投资最大”的武广高铁，以其高票价使民众“望车兴叹”，自我解嘲为“被高速”，还有油价“被提高”、四川景区“被拍照”、家电下乡“被优惠”、富士康员工“被跳楼”，等等，诸如此类的“被字句”以委婉诙谐的语言表达了网友的关切和忧虑。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09”网络征集年度字词揭晓，“被”和“民生”分列国内字、词的第一。这个流行于2009年的网络热字，表达了公众对于公民权责名实相符的吁求。的确如此，“被”字的“被”荣登榜首曲折地表明了公民权责意识的自我觉醒: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思忖是否“被忽悠”。2.据媒体报道，截至2009年7月1日统计，2009年已有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与去年同期相比就业人数增加44万人，大学生就业率达68%。然而当这样一种现象被披露于网上时，许多人又开始怀疑高校就业率的真实性了: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由于“太兴奋了”，因此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A校2009届毕业生赵某某在论坛上发帖，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就与一家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书。随着赵某某帖子的发表，“被就业”一词迅速蹿红。在统计就业率的背景下，部分高校采取措施保证就业率早已不是新闻，2006年安徽省教育厅就曾公开批评“一些高校采取扣押毕业证等方式，要求没就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协议书，结果逼得学生造假，甚至跑到学校附近的小店盖个章冒充接收单位”。一些网友认为，“被就业”现象在全国各地院校普遍存在。“被就业”的大学生，他们在自己毫不知情、工作毫无着落的情况下“被就业”，正是学校方面弄虚作假、权力失范的结果。如果高校的就业率统计中，能少一些水分，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真诚，公众还会担忧这些“华而不实”的就业率，会影响到就业政策的制订吗?网友发明的“被就业”一词新鲜生猛，讽刺高校虚报就业率的行为，更因此衍生出“被”字语系，如职工“被全勤”，举报人“被自杀”，交择校费的家长“被自愿”，等等。由“被自杀”“被就业”等滥觞，到大量“被××”的流行，如“被捐款”“被涨薪”“被幸福”……每一个“被××”，都让我们对一起起关乎公众诉求的公共事件记忆深刻。“被”字流行语不仅隐喻着公共诉求得不到完美呼应的现实语境，也反衬出这个时代的显著进步。因为，不是我们现在“被××”得多了，而是我们越来越对“被××”充满了伸张的欲望。3.因对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居民收入增长数据表示不解，2009年7月29日，一位网友在B网站的博客上，发明了一个“被增长”的新词。所谓“被增长”，也就是说实际没有增长，但在统计数据中却增长了，使我们都被统计数字“幸福”地笼罩着。这一感受得到了绝大多数人们的赞同，同时也得到了央行最新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的印证。一些政协委员表示，“被增长”虽然是对统计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但其背后，却是公众对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不满。2009年2月，江苏省对C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16500元”;“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必须回答“参加了”;“对住房、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足”必须回答“满意”。于是，那些原本在小康达标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被小康”了。小康本来有明确的指标，白纸黑字，糊弄不了人。但在“政绩”的强大压力下，官员没有创造不了的奇迹。为了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很多为官者都有着强烈的政绩意识。当他们把政绩当成一种邀功请赏的筹码，试图借此作为谋求升迁高位的敲门砖时，他们就会打造出“异味”的“政绩工程”。2009年7月，全国6个城市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城市开心指数测试”，市民通过拍打公交站点的“笑脸”或“哭脸”装置，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最后北京以0.5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上海，摘得中国“最开心城市”的桂冠。这样的测试和统计方法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一个城市的人群是否开心，取决于经济收入是否有保障，取决于文化生活是否有质量，取决于民主是否充分、法制是否健全，取决于是否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一切没有落实之前，所谓的“开心”“幸福”“和谐”，都只是强行戴在民众头上、遮住他们耳目的大帽子。“被小康”“被开心”说法的出现，表明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片面追求所谓政绩成为工作的主要动机，而政绩又异化成了一种邀功请赏的筹码，为自己保住位子或者升迁铺平道路。于是，为了表面上的光鲜，已然浑然不睬客观事实，甚至不惜明目张胆地进行欺诈。收入“被增长”、生活“被小康”、心情“被开心”之后，百姓看上去更“富裕”、更“幸福”了，但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指标，因为完全缺失百姓充满温暖的切身体验而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戏，其所造成的危害就远远不止从炮制者的津津乐道沦为民间的笑柄那么简单。令我们国土上本已不堪一击的“诚信”二字雪上加霜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令干群关系、官民关系更加疏远乃至恶化，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如果能抱持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就会发现，无论上述数据以及各种“被××”，是否真实，值得肯定的是，公民对政府的数据或者说辞保持一种怀疑和求证的精神，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宝贵的成长。理性的国民不会否定一切，但也断不可缺少一点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即是扶正公权力、防范各种潜在危险的动力之源。社会的变化，体现在言语的变化，言语不仅承载着思想和观念，还体现了时代格局。“被××”的流行，既见证了现实但也存在着诸多无奈，同时又表明公民权利的觉醒。而且，正是后者在一点一滴地促成前者的改变。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被”字被高标，更意味着有怀疑精神与权利意识的公民，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翁。而这一切，正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4.“Suicide”(自杀)本是一个不及物动词，然而它却有个不合语法常规的用法——Suicided(被自杀)。一个人“被自杀”，却没有施动者出现，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1982年6月，意大利某银行行长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桥下。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自杀，但外界却流传着关于他“被自杀”的阴谋，此案纠缠警方很多年，至今迷雾重重。2008年3月，曾多次进京举报D市某区区委书记张某某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等问题的举报人李某某，在监狱医院内死亡。检察机关出具的调查结果显示，李属于自缢身亡，但其家属不认可李自杀的结论，认为死亡原因蹊跷。2009年6月，该区委书记张某某以涉嫌报复陷害罪、受贿罪被提起公诉。一个没有自杀动机的人，突然因某
4、【给定资料】资料1小微企业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们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而且为经济注入了活力。美、日等国的经验表明，许多今天的巨型企业都是从小微企业发展起来的，而在高科技领域，小微企业更是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但是，小微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一直面临很多困难，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调查表明，我国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多数企业在三年内倒闭，小微企业的境况更差。资料2美国十分重视小微企业立法，建立健全小微企业法律体系，为小微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融资提供法律支持和援助。美国有关小微企业的法规体系包括小企业基本法，如《小企业法》等，涉及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专项法规，如《机会均等法》等;同时美国在鼓励创建小微企业和鼓励小微企业资本积累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措施，如以1953年的《小企业法》为政策基础，先后制定了《小企业投资法》《小企业融资法》《小企业经济政策法》《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等20多部法律法规。美国于1958年成立了联邦政府机构——小企业管理局(SBA)，并于1998年由副部级升为正部级，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联邦政府机构，它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负责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系列融资服务，帮助小微企业发展尤其是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建立了小微企业资金援助制度，政府用财政资金通过私人金融中介机构，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直接提供少量的优惠贷款援助，主要是解决小微企业获得长期贷款困难的问题。SBA经国会授权拨款，在许可范围内可直接向小微企业贷款，贷款基金来自财政预算。形式主要有:保证贷款、直接贷款、协调贷款和担保贷款等多种形式。贷款利率都低于市场利率，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帮助。但SBA向小微企业的直接贷款比重小，主要是通过担保等信用加强措施，鼓励、发动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或进行风险投资。目前，SBA在全美设立了近百个区域和地区性直属办公室，管理、联系着一个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网络系统。此外，美国SBA还特许和资助了由私人所有和经营的小微企业投资公司。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美国采用积极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主要方式有:一是直接财政资助，通过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预算，给予小微企业就业、出口、创业补贴;二是给予税收优惠，通过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税收起征点和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减轻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增强小微企业的资金积累能力。美国政府通过制订和实施“微型贷款计划”“债券担保计划”“担保开发公司计划”等多种资金援助计划，经国会授权，由SBA与全国七千多家商业银行合作，建立实施贷款担保计划的业务关系，凡小微企业直接向银行申请贷款未果，可申请政府担保。向那些符合条件但无力向一般金融机构借贷的小微企业提供金融帮助。一般担保贷款，SBA对7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提供总贷款额75%的担保，对10万美元的贷款提供80%的担保，贷款偿还期最长可达25年;二是少数民族和妇女创办小微企业的贷款担保，SBA对它们可提供25万美元以下的90%额度比重的担保;三是少量的“快速车道”贷款担保，对小微企业急需的少数“快速”贷款提供50%额度比重的担保。使按正常渠道无法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得到了资金上的支持。【问题】结合给定资料，谈谈我国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楚。不超过400字。输入答案内容...
3、【给定资料】1.立春之际，阳光照着一片片返青的麦苗，它们密一块稀一块的。记者乘车从盱眙县城往仇集镇去，正是加强田间管理的重要时候，却极少见到田间有人，沿途20多公里，仅在河桥镇境内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在田间撒化肥。同行的王长军所长说，这个老农还算懂得农时，只是今天有阳光，不应撒肥，而应打穴深施。撒肥会造成肥料流失，同时还破坏环境。为什么没有基层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呢?“我们实在没力量一个村一个村去跑!”到了仇集镇，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刘国钧站长向记者诉说了他的苦恼。他48岁，淮阴农校毕业，又上了南京农业大学的农学大专，在基层干农技工作已31年。“以前，农技人员到乡镇农技站工作，上浮一级工资，下村还有补贴，当时农艺师的工资比乡镇党委书记还高，农技人员工作很卖力。从1999年至2008年间，一分钱工资都不发了，让我们靠卖农药种子维持生计，没门路经营农资的就四处打工。一年多前县里进行改革，凭考分择优上岗，才重新给上岗者发工资。直到去年12月，我的月工资是1151元，是全县乡镇农技人员中最高的，但只有土管、司法人员的1/3。从今年1月起增加了省标部分工资，我的月工资增至1663元，仍不及镇上公务员的一半，还没有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除了待遇低，基层农技人员还存在着业务素质偏低、年龄结构老化、后继乏人的严峻局面。”刘站长忧心地说，“我站人员平均年龄已在45岁以上，有3人分工在农口，但真正学农学的只有我一人，其他人对查虫害看苗情都不太懂。有时县里培训安排3天，但乡镇农技员去了两天，第三天就要回家忙地里的活。”大丰市万盈镇农技服务站吴俊山站长对记者说，从2005年以来，大丰市乡镇农技站中没有进过一个学农专业的毕业生，现在全市乡镇农技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5%~40%，30~40岁的占30%，30岁以下的基本没有。仇集镇因农技指导不足发生病虫害、草害等使去年农业生产受到的损失:约有2000亩玉米发生粗缩病，基本绝收，每亩减产200斤，农民减收400万元;200亩小麦患小麦吸浆虫，农户损失16万元;2000亩水稻患水稻稻曲病，减产40%，减少收入80万元。农技员给记者算了另一笔账:一般农户都是粗放播种小麦，每亩要用种35~40斤，如果在农技员指导下采取群体质量栽培技术，每亩只要用种20斤，如能采取精量化播种，每亩只要10斤左右，每亩分别可节省成本30~60元;如农户按科学配方施肥，每亩可比一般农资经营户向农民推销的用肥量节省20~30元;在3~4月间防治纹枯病用药3次，如能及时准确用药，每亩能节省10元左右。以上每亩共可节省开支60~100元，从全镇现在种植的7万亩小麦来看，农户就可少花420万~700万元。2.我国人多地少，户均经营规模小，而且每户耕种的土地田块分散，相邻田块间的品种“插花”经营。这种经营规模的超小型和分散经营，不仅不利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而且不利于农户采用“规模性技术”，如机械技术、生物技术、化学除草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和中低产田改造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再加上农民经济实力有限、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潘海平在召开有关农业科技管理会议时作了上述表述。潘海平同时表示，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但在一些领域成果供给能力依然薄弱。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大多数国产农机产品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水平。此外，无论从社会总投入还是从公共财政投入看，我国农业研发投入水平远低于全国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农业科技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科研的投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以上，而我国仅为0.17%~0.2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小于农业GDP的比重。特别是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强度增长缓慢，总量不足。在1988~1999年间，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平均增长率为-2.47%，投资强度平均为0.193%，1997年后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0.339%，但2003年又下降到0.312%，还不到1981~1985年期间世界平均水平0.76%的一半，也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35%。3.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全球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拥有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价值……饥荒年代亲眼看到的饿殍满地的悲惨情景，一直刺痛着袁隆平的心，这成为他孜孜不倦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他常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这些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当有人抱怨国家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投入不够时，袁隆平说，“国家困难，不能太贪”;当拿到世界粮食奖12.5万美元奖金后，他全部捐献出来，用来奖励在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农业科技人员。当今，农学院的老师只会“纸上谈兵”，学农的学生不会下田种地的情况并不罕见。很多冠以硕士、博士、教授、博导名头的学者，缺乏对常识、对社会、对国情的起码了解，满足于做一些外文翻译和文字堆砌工作，偏激固执，信口开河，做了很多对社会发展并无多少益处的“空头学问”。而袁隆平恰恰相反，他是田野里的科学家，田野就是他的实验室。“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句袁隆平的名言足以让很多埋在故纸堆里的“学问家”感到羞愧。袁隆平曾说，硬要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其中的“第一秘诀”就是不囿于现存结论的创新思维。在袁隆平所处的年代，水稻方面的鸿儒大家有很多，但他们不敢也无法突破前人，最终没有产生什么创新性成果。而袁隆平作为一名普通中专教师，却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根据实践提出了相反的设想，开始了独辟蹊径的研究。袁隆平是中国科学界一个难得的帅才，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用自己的火炬点燃了一片火炬。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形成了一支高质量的杂交水稻的人才梯队。上世纪，他曾把自己发现的野生稻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各地的科研机构，从而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他还把政府拨给的数千万元资金奉献出来，组织起全国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袁隆平的学生邓华凤根据老师的思路，历经两年使两系法杂交水稻的设想变成现实。报奖时，邓华凤想在名单上把袁隆平排在第一的位置，袁隆平却坚称，不排第一、不排名。【问题】“给定资料1~3”反映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假设你是一名人大代表，请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要求:条理清楚，所提措施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400字。输入答案内容...
2、【给定资料】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曾经给在沙颍河岸边长大的霍岱珊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部队转业回来的霍岱珊发现，沙颍河面上经常漂着成片的鱼，离河很远就能闻到一股臭味。受沙颍河影响，淮河也成了全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根治淮河水系污染，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宣称，“97达标”顺利完成。然而，1998年初，当霍岱珊又到沙颍河边拍照片时，竟然在河边发现了三条臭鱼带。霍岱珊开始对所谓的“达标”产生了怀疑。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当时正在某报社当记者的霍岱珊决定放弃原有的工作，对淮河流域生态环境进行一次全面考察。从沙颍河上游到淮河下游，霍岱珊听群众讲了不少关于淮河治污的内幕。有的工厂直接抽取地下水，冒充已经处理过的污水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有的地方从集市上买来一斤多重的活鱼，放到河里，然后再用网捞出来，以证明水质已经变好;有的地方从上游水库买来清水，注入沙颍河，以迎接检查。沿岸百姓对这种弄虚作假行为气愤至极，以至于有“放清水，是信号，上级领导快来到”的顺口溜在沿河两岸流传。霍岱珊不只把眼光放在自家门前这条淮河的最大支流上，他走过20多个县市，4000多公里道路，沿途拍摄了1万多幅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他用照相机真切翔实地记录了整个淮河流域的水质情况和水污染情况。1999年，霍岱珊发现，整整齐齐坐在教室里听讲的孩子们，为了抵御臭气的侵袭，竟然都戴着口罩和墨镜上课。按下快门那一刻，《花朵抗拒污染》这一震世之作诞生了。从电视上看到这张照片后，河南省一位副省长轻车简从来到沈丘，深入到照片中的那所学校和学校邻近的槐店镇大王楼行政村，进行暗访，并当场拍板:一是加大淮河水污染治理的力度和环保投入;二是从省里拨资金，尽快为村里打一眼深水井。副省长的当场表态，使霍岱珊信心大增。然而，在大多数时候，霍岱珊遇到的却是爱答不理的白眼和“多管闲事”的嘲讽。有一次，霍岱珊到某环保局污控处，向他们反映沙颍河水遭到污染的情况。这位处长根本不听霍岱珊的介绍，自己拿出一个小本子翻了翻，就对霍岱珊说，你们那里企业排放都达标了，污染不严重。霍岱珊告诉他，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可能都是假的，真实情况是河水越来越臭，越来越黑。这位处长指着霍岱珊的鼻子说，你说什么叫清，什么叫黑，难道非得像你们喝的矿泉水那样才算清?才算达标?说着，就以要开会为由，把霍岱珊推出了门外。2002年前后，霍岱珊痛苦地发现，在离沙颍河不到两公里的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由于地下水受到沙颍河水污染，村民中患癌症的人急剧增多。据该村村委会统计，自1990年至今，该村已有114名村民因患癌症去世。仅2004年7月1日以来的两个多月时间内，该村就有8名癌症患者去世。和黄孟营村情况相似的，还有北郊乡的东孙楼村、石槽乡的陈口村、孙营村等十多个行政村。凭着同为淮河儿女的强烈责任感，霍岱珊又拍下了触目惊心的《污染造成肿瘤村》，送往北京展出。这些冲击力极强的照片，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淮河沿岸群众生存环境的再次关注，而且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重视。2004年7月，周口市、沈丘县拨款90万元，为黄孟营村打了一眼深井。周口市卫生局还组织30多名医护人员，对该村村民的癌症发病情况及饮用水质进行了调查。2003年初，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办组织人员，对周口市莲花集团进行了8天的暗访。2003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公告指出，一段时期以来，河南莲花味精集团采用欺骗手段，将大量严重超标的废水通过暗道排入沙颍河，使沙颍河水的污染程度加重3~4倍。河南省环保局对该企业作出了停产治理、罚款、追缴排污费、截断暗排口等处理决定。同时，因当地环保部门对莲花集团的偷排及出现的污染问题放任自流，不加监管，有关部门决定，免去环保局局长马冲飞职务，责成周口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作深刻检查。2004年7月中旬，淮河中上游突降暴雨。在洪水袭击下，淮河中上游及各支流水闸不得不紧急开闸放水，大量污水进入相对水少的淮河干流，在淮河上形成了长达150公里的污染团，造成了1994年以来淮河干流上最大的污染事件。霍岱珊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淮河治污，十年投入600亿元，效果并不明显。为治理淮河污染，霍岱珊注册成立了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他希望通过更多环保志愿者的参与，使公众监督达到散点分布、形成网络、覆盖流域、全面治理的效果。但是，有两个问题一直让霍岱珊发愁:一是，在热心参与环保事业的志愿者中，大中专学生较多，有知识、有影响的人士还不是很多。二是，经费问题常让霍岱珊头疼。为了从事环保工作，霍岱珊不仅辞掉了工作，而且花光了家中的所有积蓄。而制作展览、维护网站、进行社会调查，都需要有经费支持。因为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有时发现企业在偷排污水，企业却硬说污水经过处理，符合排放标准，霍岱珊也只有干瞪眼。【问题】针对给定资料所反映的问题，以政府调研员的身份提出解决方案。要求:方案具体可行，有针对性，总字数300~400字。输入答案内容...
1、【给定资料】资料1201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G市较早便在各区(县)分别组建了一只专门的搜救队伍，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小贵就是2012年12月的排查中被救助的儿童之一。父母离婚后，由于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已经流浪了一年。由于小贵不是本地人，G市救助站要将小贵送到户籍所在地救助站。据小贵回忆，救助站的人把他送上回家的车，留下他一个人回家。家中已经没有人，房子破败、落满灰尘、也没有吃的。当天，小贵就一个人爬上一个大货车来到G市流浪。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贵这样反复流浪的儿童不在少数。自2012年1月至11月底，G市“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共救助流浪未成人797人次，而由亲属接回的只有203人，只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一些孩子反复说自己“我没人要了”“我是孤儿”……但救助站不是儿童福利院，对救助站来说，他们只想将这些“幼无所依”的儿童尽快送回“家”。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的孩子甚至一年就送过七八次。“救助站只是临时救助的地方，但同时，按政策也无法认定他的孤儿身份，福利院没法收养，”救助站副站长杨学萍说，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法监护人来认领，G市救助站只能再次把他送回原籍。江苏沭阳县儿童福利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给近20名孤弃儿童上音乐课。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随音乐点头，天真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尽管还不到两周岁，他却已经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两年里，被遗弃、被寄养，再到被养父放弃。沭阳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回忆说，2011年春，男婴出生不久即被遗弃，由于无法查找到他的父母，只得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送到县儿童福利院，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儿童福利院度过。2012年年中，一位家住沭阳乡下的盲人强烈要求收养这个孩子。然而，作为一名单身盲人推拿师，身体和经济状况并不符合收养的相关条件，福利院考虑到由家庭抚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成长，几经思量，按照相关要求，将男孩寄养给这位盲人。“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寄养人就将孩子送了回来，原来是知道孩子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症状愈加明显，担心孩子不正常。”沭阳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说。事实上，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孤儿远远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里几乎见不到，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孩子被遗弃的可能性较大，一般也难以得到家庭收养。”沭阳县民政局副局长仲其清说。“这些孤儿已经经历了被自己的生身父母第一次抛弃，不应该再被社会第二次抛弃。”仲其清说，政府有责任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实行“兜底政策”，尽量为这些孤弃儿童提供医疗、教育及就业的机会。目前对此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资料2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资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资料32012年1月19日，王家玉带着他的“孩子”们搬离了他守护了18年的院子，这个院子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孤儿院所在，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的王家玉孤残儿童福利院就此终结了它的“民间”身份。事实上，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的儿童福利院就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只是“新居”的搬迁刚刚完成。“没搬进来前，我老是惦记着，睡不好觉，昨晚睡得特别好。”搬了新家后，王家玉露出了难得的笑容。1994年春天，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孩子。不成想，他后来又领回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许多外省的孤残儿童也来到这里。18年过去了，现年72岁的“父亲”王家玉抚养大了500多个孩子，如今还有200多人需要他的照料。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王家玉，“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孩子们没户口，入学、就业有困难;七成以上孤儿是残疾或重病，护理医疗支出大;护理人员年纪大，没有专业资质……各种烦恼让王家玉寝食难安。但是，2010年，颍上县申请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的一笔资金。颍上县决定在西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接管王家玉孤儿院，县民政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占地40亩左右的新福利院总投资660多万元，面积是原来孤儿院的5倍。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餐厅带有一人多高的碗筷消毒柜，还有孤独症康复室、智障儿童康复室、脑瘫儿童康复室、语言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卫生
20、“表观遗传修饰”不仅影响个体的发育和生长，也是细胞癌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